首页   关于我们   服务项目   新闻动态   诚聘英才   资料文案   客户须知   联系我们
科研立项
普通科研立项/部省市级/项目申报书/标书/计划书/评职称科研等
结题报告
结题报告/研究报告/阶段报告/成果报告/调研报告/开题报告等
科学基金
自然/社会科学基金/产学研/青年/教育/软科学/863/学科点等
论文成果
期刊论文/毕业论文/应用文/代写/发表/翻译/成果编撰/出版等
 
论市域社会治理的行动者网络构建
添加时间: 2021/9/28 11:18:10 文章来源: 文章作者: 点击数:117

余超文

(中共韶关市委党校  广东 韶关 512026

摘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市域范围内的所有治理行动者共同发挥作用。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结合每一位“人类行动者”的利益、目标、兴趣和面临的问题,并充分考虑政策、法规、文化、习俗和资源等“非人类行动者”的价值和作用,重点分析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党委政府对其他行动者的转译过程,从而构建一个相互依存、彼此成全、协调统一、共同发力的市域社会治理的行动者网络。

关键词:市域社会治理;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治理共同体;网络构建

一、问题的提出与本研究主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行动指南。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了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确定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战略部署,并提出了“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目标。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内的具体实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市域社会治理契合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理论发展和实践转型的迫切需要,因此一经提出便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我国,基层治理一直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无论是“郡县治,天下安”的传统思想,还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当代表述,都表明了基层治理的重要性所在。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先后明确提出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和“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然而,基层治理并非仅仅是基层的事情。事实上,基层解决治理问题的资源和能力都极为有限[],尤其在压力型体制下,面对日益繁重的治理任务,传统治理模式不堪重负,难以为继。因此,基层社会治理必须跳出“基层”的视域局限,站位于更高的行政层面和地域范围来布局。市域社会治理的提出便是对社会治理新需求的有效回应。市域社会治理强调充分发挥市一级党委政府的统筹谋划作用形成全市范围内权责明晰、高效联动、上下贯通、运转灵活、多方合作的社会治理新体系,从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可见,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能力,是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最直接、最有效力的治理层级,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前线指挥部[]同时,市域社会治理所具有的“整体性”优势还有助于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碎片化”如条块分割、信息孤岛、各自为政等问题在市域范围内的有效解决。

目前学术界对市域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多,主要集中于概念界定[]、路径取向[],尤其是经验的提炼[]等方面。总的来看,市域社会治理的学术研究大大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而且现有的研究在方法上相对固化,仍倾向于从宏观的视角分析问题、寻找出路,导致研究成果的理论有余而实效性不足;同时对市域范围内的多元主体关系研究不足,对多种关系间的相互影响与互动关系缺乏深入分析。事实上,治理活动的实施最终都要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行动者身上,而治理的本质就在于处理好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党的十九大提出了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所强调的正是多元主体共同负责、共同参与和共同享有的理想治理状态。基于此,本文将试图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来研究市域范围内各主体间的行动逻辑和相互关系,从而寻求构建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市域社会治理研究的理论框架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又称为转译社会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卡龙、布鲁诺·拉图尔和约翰·劳等人提出。该理论以科学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认为实践是由不同要素联结而成的网络,实践的行动者包含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等一切要素,其所探讨的内容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同要素互动的结果[]ANT理论以整体主义的视角为科学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并逐渐应用到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ANT理论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个:

其一,行动者。通常意义上的“行动者”是指作为行动主体的人,但 ANT 基于广义对称性原则,将“对事物状态的改变能够施加影响的任何因素”都可视为行动者,既包括人(人类行动者),也包含物(非人类行动者),后者通过前者在行动中产生影响,两者在行动中相互制约和影响,不可分离,科学正是在两者互动中得以形成。“行动者”可区分为核心行动者和其他行动者,核心行动者在网络行动中起主导作用[]。其二,网络。在行动中所有行动者消除了主客体关系的对立以同等身份相互连接成点,进而构成覆盖各个角落的无缝之网。其三,转译。转译就是核心行动者不断把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兴趣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的过程,是构建行动者网络的关键。转译通常有四个阶段:问题化,即让所有行动者接受实现各自利益的途径,并提出实现各方利益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就是强制通行点;利益相关化,即核心行动者根据其他行动者的目标赋予其相应的利益;招募,即核心行动者尽可能把其他行动者纳入到相关网络中来;动员,即所有的行动者在即将构建的网络中能发挥自身的作用[]

总体来看,ANT理论试图构建一个所有行动者之间相互认同、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行动网络。本文之所以要以ANT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就在于可以运用这一理论范式,可以从更微观的视角对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各个行动者进行深入分析,剖析市域內各级党委政府、村(居)委会、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及公民个人等各方利益诉求,通过解决问题、赋予利益和动员等,将各行动者纳入到社会治理的行动网络中来。同时市域社会治理主体众多、结构复杂,其核心行动者起着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主导作用。因此运用ANT理论研究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可以对其核心行动者进行深入研究,以便更好抓住问题的关键和重点,从而所提对策建议也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市域社会治理的行动者及其利益诉求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以设区的市为治理范围,涵盖——区(县、市)——乡镇(街道)——村(居)四个治理层级。因此市域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包括城市也包括农村,既要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的意志和部署,又要直面基层的现实问题与治理需求,以解决陈一新所说的“市域内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市域社会治理任务的完成和目标的实现,最终都有赖于治理的实际行为主体去落实。这些行为主体既包括党委、政府等政治性主体,也包括社会自治组织、群团组织等社会性主体,还包括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经济性主体,以及公民个人的个体性行为主体。每一个行为主体即市域社会治理的实际行动者,他们具有各自不同群体立场和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并怀抱不同的目标追求,当然也会面对不同的问题境遇。这些不同的多元化的行动者遍布市域社会治理网络的每一个节点,而市域社会治理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统筹协调,尽最大限度满足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将这些多元化的行动者连接成相互影响、彼此联动的集体行动网络。因此对每一个行动者利益、目标、兴趣、问题等的分析,是构建行动者网络的前提。当然,政策、法规、文化、习俗和资源等非人类行动者也置身于行动网络之中,但由于其必须依托人类行动者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本文只对人类行动者的利益诉求等进行分析,而不将非人类行动者作为专门的分析对象,但在后文转译阶段会将其与人类行动者一起进行分析。

(一)党委政府的利益诉求

市域党委政府是市域社会治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他要围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谋划治理思路、设定治理任务、规划治理路径,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陈一新,2018)。因此党委政府是市域社会治理的核心行动者,是领导者和直接责任人。党委政府的特殊同质性决定了二者在社会治理诉求上的一致性。一方面,市域党委政府要贯彻落实中央及上级党委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尤其要维护中央权威,确保中央和国家的意志在市域范围内得到有力体现;另一方面,市域党委政府要下接民情民意,做好民生社会治理,解决辖区内的人民群众关注的和关心的突出问题,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市域社会治理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市域党委政府要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通过加强治理使市域内社会各阶层群体对党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不断增强,从而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这种既对上负责又对下负责的政治体制,具体落实到官员的利益选择上,往往倾向于将其主要精力用来完成上级任务或应付上级检查上,从而漠视来自社会层面的治理诉求;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又不断反向施压于党委政府,导致党委政府面对社会治理问题时倾向于采取欺上瞒下等“策略性应对”行为[]

(二)社会组织的利益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利益结构也从整体性向多样化转变。在此背景下,代表不同群体或利益主体的社会组织便应然而生,他们通过组织化的行为达到维护群体利益的目标。在市域社会治理中,要使市域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正视其作为治理主体同时又是利益主体的存在。市域社会组织有自身的成长和发展规律,它需要有良好的成长和发展环境,它希望政府能够放松管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规范和自我发展,而不是将其置于政府的对立面加以防范和限制。同时市域社会组织还需要有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当前比较普遍的是具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通过官方或半官方的渠道来进行表达和参与,如工青妇等社会团体,自我成长的社会组织参与渠道明显不足,参与能力非常有限,社会群体真实的利益诉求难以有效表达;市域社会组织希望通过参与社会治理来获得自身利益和实现自我发展,即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提高社会整体服务质量和治理效能,而社会组织也在服务中心实现了对社会治理的参与。目前由于政府治理理念转变不到位,仍习惯于对社会实行直接的管理和服务,而较少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同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积极性和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

(三)私营部门的利益诉求

企业等私营部门作为市场主体其主要的诉求在于获取利润,即便将其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对待时,经济效益仍然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因此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私营部门不可能是主动和积极的治理行动者。但当社会治理的形势和问题影响到经济利益的获取时,对经济效益的诉求便转化为对社会治理的诉求了。市域经济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私营部门应致力于形成良好的政商关系和劳资关系。尤其是劳资关系,其不仅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影响企业正常运转关键要素。同时政府的社会治理和企业的内部治理具有共同的诉求点。企业是一个地域内人群较为密集的区域,但通常是政府和社会治理的盲区。因为企业通常只关心员工有没有正常上下班,而这些员工大多都是外来人员,他们的生活状况、心理状态和思想动态怎么样,企业很少关注,政府也不会管太多,一旦出现问题就很容易导致大的群体性冲突,从而使企业、社会和政府都面临巨大压力和冲击。此外,市域社会治理在特定情况下,必须有赖于私营部门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如在本次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企业必须配合政府执行好停产歇业的各项政策;在疫情减轻之后,企业又必须做好复工复产的各项工作;在经济严重不景气的形势下,企业应努力尽到社会责任,避免大规模减员裁员等,以保障基本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事实上,作为一个治理共同体,市域范围内的各领域、各主体、各要素等,其实已变成了一个相互影响、彼此关联的利益共同体。

(四)个体的利益诉求

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打造需要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最终实现人人享有。这里的“人人”虽然是指社会治理的多元行动主体,但这些行动主体最本质的体现还是作为社会个体的人。每个个体虽然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但每个人的利益又千差万别。作为具体的人,其主要的利益诉求仍然是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但个体的力量是非常弱小的,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体倾向于实行群体化和组织化,以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在市域社会治理中,市域政府应更多关注有组织化的利益诉求,既要利用好组织化的社会力量,同时也要防范各社会组织或利益群体的结盟,即以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利益联盟,以免产生与政府对抗性的力量。

当然,在市域社会治理中,作为核心行动者的政府对基层个体的利益诉求要有更多的关注和更清醒的认识。基层是市域社会治理的根基,也是国家治理的根基,基层的利益表达与实现程度,直接关乎社会安定甚至国家安全。因为在基层尤其是农村基层,社会个体的利益诉求往往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以居住地的宗族或村庄为单位进行群体化的表达,极易发生群体性的利益诉求事件。此外,随着个体权利意识的不断高涨和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个体或群体的利益表达往往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形成强大的舆论声浪,从而产生市域社会治理的严重压力和负面效应。

四、核心行动者的转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党委是社会治理的核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突出优势,他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研判形势和做出决策,并确保社会治理的社会主义方向;政府则是社会治理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履行社会治理的基本职责,确保治理中的各方力量协调配合、高效运转,将治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因此,党委和政府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行动者,而市域社会治理的核心行动者便是市级(地级市)党委和政府。核心行动者的基本职责就是通过解决问题、赋予利益和广发动员等转译过程,将其他行动者纳入到治理的行动网络中来,实现治理效能的最优化和治理效益的最大化图)。但为了研究方便,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鉴于我国党委和政府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即政府是党委方针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因此本文将不把党委作为行动者进行专门分析,而以政府来代替;二是村(居)委会虽然是社会性自治组织,但在我国当下的治理实践中,实际上已成为乡镇政府的下一级机构,因此在分析中亦将其纳入政府范畴来研究。

(一)市域政府内部的转译

    从理论上看,无论是上下级政府还是同级政府之间,抑或是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之间,基于维护和发展公共利益这一共同的价值取向,应当会采取一直的行动从而实现一致的目标。但大量的事实表明,公共利益并非铁板一块,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之间常常会因“私利”而产生博弈。比如上下级政府之间会因为权力与义务的对等问题产生矛盾,即下级政府要求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资源以完成上级政府下达(下压)的各项工作任务;同级政府之间则会因为官员晋升竞争和地方利益而产生激烈博弈。在市域社会治理中,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市政府必须做好政府体系内部的转译,处理好市域内政府间的关系,因为每一层级的政府都是其所管辖区域社会治理的核心行动者(相对市级政府而言他们是潜在核心行动者,见图),只有当每一个核心行动者都发挥出核心作用的时候,才能构建起上下联动、协调一致、运转高效的市域社会治理的行动者网络。首先要改善政府内部的“压力型”治理结构,改变权力与责任不对等、约束与激励不匹配的现状。要赋予下级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并建立容错机制;要减轻基层负担,避免“层层加码”的官僚主义,也要杜绝文山会海、痕迹管理等形式主义作风,使基层政府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实施社会治理。二是要改革完善官员晋升考核机制。在考核方式上,改变单一由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决定干部晋升为多方共同决定,尤其要加大属地人大、政协和社会公众等在决定干部晋升中的权重,以减少同级政府官员之间因晋升竞争而带来的地方保护、不愿合作等问题;在考核内容上,要增加社会治理绩效的正向考核。因为对于基层政府来说,社会治理的绩效对政府官员的政绩贡献率远不如经济发展的绩效,但社会治理的失效对其政绩的破坏度却比较高,于是,在社会矛盾和冲突并不凸显时,他们对社会治理会更多采取懈怠、漠视态度,而当社会矛盾和冲突严重时则会动用行政资源予以“运动式治理”,以获取社会治理的短期效应[]。三是要改善政府与与村(居)委会间的治理秩序。村(居)党支部和村(居)委会几乎承担着党委政府层层下压的各项任务,而且直接面对群众和服务群众,直接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市域社会治理甚至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石。因此上级政府要将人力、物力、财力和注意力更多下放到基层同时减轻基层负担,才能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更好地组织和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二)对社会组织的转译

    社会组织是为了达到特定组织目标,按照其宗旨、制度、秩序建立起来的非政府组织,具有资本积累广、动员力度大、协调能力强等显著优势与功能[]。正因为如此,2016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作用,使之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2019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再次强调要“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社会组织的特殊优势决定了其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行动者地位,而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市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转译,在于利用政策资源,通过利益分析、引导和规范,充分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一是政府要转变理念并开展舆论宣传,使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的性质、功能、作用等有正确的认识,并在实践中支持和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政府职能的延申或政府管控的对象。二是政府要建立或完善市域范围内支持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激励机制,并拓宽发挥作用的渠道。一方面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投入,并引导私营部门和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使其有充足的资源加快自我发展和行动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要通过政府或其他部门购买服务的方式,使社会组织拥有更多发挥作用的平台和渠道。三是政府要注重引导和利用市域范围内的社会组织在特定群体和特定领域中的作用。比如发挥行业协会在本行业中的自我规范和组织动员作用。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许多行业协会在传达和执行管控政策、约束会员以及组织慈善捐助方面,发挥了政府无法替代的作用。再比如,在对外来人员的管理方面,依托老乡会的特殊优势,可以更好地对外来人员进行管理和服务。四是加强对市域内社会组织的规范和约束,尤其注重通过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促使其不断提升能力,改进服务。

(三)对私营部门的转译

    企业等私营部门既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又是社会的治理主体。如何实现两种身份和两种目标的一致性,是转译成功的关键。作为市场主体,私营部门以获取利润为最大目标,这是它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作为核心行动者的政府,在转译中必须优先考虑其市场主体身份,为其发展壮大提供市域范围内的良好营商环境:既要加强基础设施、交通物流等硬环境建设,更要注重政府简政放权、政策法规、金融服务、产权保护、社会秩序等软环境建设。事实上,市域经济发展与市域社会治理关系密切,他们相互影响、彼此成全。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经济繁荣通常都是社会文明的先导,而经济的停滞甚至崩溃,往往直接导致失业、犯罪甚至社会的动荡;反过来,社会治理又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对企业等私营部门的转译,要在支持其发展壮大的同时,积极引导和动员其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一是要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充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二是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指导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全面了解和掌握员工的生活状态和思想动态,并构建政府、社区和企业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以便及时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同时要通过宣传和表彰,引导企业积极奉献社会,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三是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为市域社会治理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市域社会治理的范围既包括城市区域,也包括乡村社会,是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治理。因此要消除城乡、县域间的行政壁垒,实现市域范围内的优势互补,如将城市资本优势、技术优势与乡村的空间优势、资源优势相结合,形成互为依赖、共同发展的城乡经济一体化格局[],并带动城乡社会化的融合发展。这是对私营部门进行转译的重要方面。

    (四)对社会个体或民众的转译

在我国,个体或民众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政治问题。(当然,在政治学或社会学的研究中,社会个体一般不与政府构成对等的关系体,而是以个体的集合概念——民众来代替,因此本节的论述将以民众指代个体或大众。)在市域社会治理中,民众是最为活跃的治理行动者——他既是治理行动的参与者,也是治理绩效的评判者,又是治理成果的享有者,当然也可能是治理问题的制造者。因此,如何将民众纳入到社会治理行动网络中,并不断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对民众实施转译的关键。首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民生社会事业,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要关心和照顾好基层困难群体,做好市域內的精准扶贫工作,这是民生的底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总之,通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激发民众生活的热情和融入社会的激情,增强对党委政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次,要通过利益引导和教育动员,组织和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用好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依靠群众的力量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再次,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畅通民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并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信息化平台,扩大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提升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最后要防范个体矛盾的群体化。最重要的是要防止利益的结盟,防止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侵害,否则个体矛盾极易成为导火线,演变成群体性的矛盾和冲突,增加社会治理风险。

    五、小结及余论

市域社会治理需要构建一个所有行动者相互依存、彼此成全、协调统一、共同发力的行动者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每一个行动者有如一堆干柴,他们处于网络的每一个节点上,而点燃这些干柴的只能是核心行动者即党委政府,引火之物就是各项政策机制和他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因此,如何运用引火之物点燃每一位行动者,使他们激情燃烧、价值尽显,是行动者网络构建的核心,也是市域社会治理成功的关键。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重点就核心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的转译进行了分析,从而构建起视域范围内的行动者网络。但限于篇幅和本人的认识水平,未能对转译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市域社会治理目前仍处于试点阶段,还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如治理体制问题、城乡差距问题、价值整合的问题、秩序与活力的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的形成又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从而市域社会治理仍是一个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探索创新的问题,而这些都是市域社会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必经之点”(M. Callon,1980)。

 

 
@Kcpaper 工作室 2009-2021 版权所有:科创工作室 1024*768显示最佳 皖ICP备12010335号-9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